刘少奇回忆安源大罢工：曾有工人要打我

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从1922年9月开始，刘少奇与李立三一道，在江西安源领导了闻名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一身是胆的工人代表》，描写的是刘少奇同志作为工人代表，不顾个人安危，孤身入虎穴，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斗争，最后取得罢工胜利的故事。课文中描写的他大义凛然、胸有成竹、大智大勇，表现了非凡的胆略和智慧。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情节，文章却没有详细介绍。

“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

2008年11月30日，江西萍乡举行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时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的刘源出席了座谈会，会上刘源根据他父亲的回忆以及母亲的文章，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具体细节。

1922年，刘少奇同志刚从莫斯科回来，陈独秀安排他去湖南找毛泽东，时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委托他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刘少奇到达安源时，正值大罢工前夜。他到达之后即联系工人，了解罢工准备情况，仔细研究谈判的十七条要求。

回忆那一时期的自己，刘少奇是这样说的：

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在苏联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八个月，就算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返回上海，又跑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就在这里。没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洲，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一罢工之后，李立三被通缉，工人把他藏起来，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们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啰，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两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摘自王光美回忆文章《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下文楷体引用内容同此处）

简短数言，谦虚无华，亲切实在，没有神化和拔高自己，而是把一切成绩归之于群众，自己退到到群众的后面，把自己融入组织之中、群众之中。这也许是刘少奇同志的自谦，但的确与我们想象的情节不太一样。但仔细一想，刘少奇同志的叙述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一个刚刚回国的、只有23岁的青年学生，刚参加斗争，当然不可能一开始就了解全貌、把握全局，必须向工人了解情况，向工人学习。用刘少奇自己的话就是“是他们在领导我，哪里是我领导他们”。

刘少奇同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告诉我们，党的领袖人物并非一开始就是未卜先知、大智大勇的“超人”，他们的革命经验是在斗争中积累的，之所以取得斗争的最后胜利，是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摸爬滚打的结果。只要你真正懂得工人的疾苦、了解工人的要求，豁出命来全心全意为了工人谋利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工人也会信任你、支持你、保护你。

在安源期间，作为全国革命低潮中“硕果仅存”的成功工会领导者，他勇敢地承担起重任，使各方面工作卓越而稳定地开展起来，并把我党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第一所党校、第一支工人武装、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搞得有声有色，还发展、掩蔽和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党员干部。那几年，安源的党员数量最多时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小小的安源，是我党早期革命的摇篮，在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有“小莫斯科”之称。工人运动培养的大批工人后来成为秋收起义的中坚力量，萍乡多次为革命输送力量，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闹“左”倾情绪 工人要打自己的领导人

对于自己领导的工人运动，刘少奇同志常常从汲取经验教训角度进行思考。他讲过安源一段有趣的往事，提出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罢工取得胜利后，编者注）工人是工作、生活大改善，地位大加提高，人皆称“万岁”。工会有最高的权力，有法庭、有武器、能指挥当地警察及监狱等。即使这样，工人还是不满足，还要更前进：（一）要求增加工资，但实际情形是不能加了；（二）工人自动将每日工作减至四小时，很多工人自由旷工，这就使生产减一半；（三）工人不听管理人工头指挥，许多地方要危害产业的前途和工程；（四）工人要扩大工会权力，审理非工人，管理非工人范围的琐事。

当时在“二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工会均遭解散，这一工会很孤立地岿然存在，如海中孤岛，整个形势要求工会的方针暂时退却与防御。然而工人还要求进攻，这中情形将我苦闷欲死。

为了忠实于工人长期的利益，不能接受工人的要求……在工人中解释不清，无法只得在会议通过后去阻止工人早下班。结果甚至工人和阻止下班的纠察队冲突。李立三亲自去阻止工人下班，工人要打他，逼得他痛哭流涕离开矿山。我批评工人不要过分，工人要打我，说我被资本家收买，气得我很难受。也正当我与工人发生裂痕时，敌人进攻，准备武力解散工会。我们立即与工人在一起，动员工人抵御这种进攻，工人完全胜利。然而问题还是如此。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一个青年革命家的矛盾、委屈、苦闷跃然纸上。这也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独有的问题，就是在斗争取得胜利时容易犯“左”的急躁病。而且在后来，刘少奇同志领导武汉工人运动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况。他在另一段描述中说：

这时“左”的情绪比安源严重得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工会是第一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行得通的政府，它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在武汉那样大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真是骇人。

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影响……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是责备共产党，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罗佐夫斯基到武汉，我详细报告他这种情形，并请教他，但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说工人不能使企业倒闭，工会不能代替政府。我说许多小企业大企业不能维持，而工人还要提出要求怎么办呢？他不答。

白劳德（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汉口、上海时，我和他谈过两天，要他就外国的经验答复我。他送我二十元纸币，说“你谈的这些材料我可写两篇文章寄给美国杂志，这是给你的一半稿费。你所求答复的问题，在美国工人运动中还未遇到过”。我才知道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

如果不是刘少奇亲口所谈，我们很难知道彪炳史册的安源大罢工中还有另一面，“左”倾情绪，工人要打自己的领导人……这不禁令人惊讶，然而仔细一想，却又是那么真实。辉煌的一面和这一面合在一起，才构成了真实的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直面历史，实事求是，做到这一点对于一般人来说已属不易，对于胜利者和成功者来说，尤为难能可贵。刘少奇在这里不仅留下一种风范，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在中国的社会土壤里，的确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左”的因子，防“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在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自觉警惕极左、抵制极左和纠正极左，这些思考一直贯穿到他建国后领导中国建设的实践中。